最近看《伟大的长征》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 王明、博古、张国焘，这三个人其实挺值得放在一起聊聊。 他们都不是普通人物。王明曾经是党的重要领导人，博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主持过中央工作，张国焘更不用说了，中共一大代表，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，手里还曾经掌握过一支规模相当大的红军队伍。 三个人都风光过，也都犯过相当严重的错误。 可后来呢？ 王明去了苏联，一待就是几十年，最后客死异乡；博古在革命形势好转、自己也重新承担重要工作的过程中，死于1946年的四八空难；张国焘就比较复杂了，1938年离开延安，后来投靠国民党，走上了另一条路。 同样是犯过大错误的人，怎么最后的差别这么大？ 我觉得，这事不能光看谁犯的错误大，还得看他们犯错之后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做的。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岔路口，往往就是那么几步，回头看，差别可能就在那几步上。 先聊王明。 王明这个人，年轻时是有本事的。早年去苏联学习，回国以后很快进入党的领导层。1931年，他所代表的路线在党内占据重要位置。那时候他年纪也不大，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。 问题出在哪儿？ 我觉得，王明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太相信书本上的道理，也太相信共产国际传来的经验。 当然，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，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，向苏联学习，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，这都很正常。问题是，学习归学习，不能什么事情都照着别人的办法来。 中国是什么情况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，革命根据地在农村，敌我力量悬殊，革命的道路跟俄国有很大区别。这些东西不是在莫斯科看几本书就能完全弄明白的。 可王明有时候偏偏就容易把理论放在实际前面。 后来抗战爆发，王明回国，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跟中央产生了明显分歧。说实话，主张团结更多力量抗日，这个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。问题是，跟国民党合作，不等于什么都要迁就；建立统一战线，也不能把自己的独立性丢掉。 这中间的分寸很重要。 毛泽东等人强调独立自主，王明在一些问题上的主张却与中央存在明显冲突。说到底，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，始终有些脱离实际。 不过，我觉得评价王明，有一件事必须注意。 他的问题主要是路线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，不能因为后来张国焘叛党投敌，就把两个人的事情混在一起说。都是犯过错误的人，可错误的性质不一样，不能为了讲故事痛快，把历史简单化。 再说博古。 博古其实挺让人感慨的。 1931年，他才24岁，就开始主持临时中央工作。现在24岁是什么概念？不少年轻人大学刚毕业没几年，工作经验都还谈不上丰富。可他当时面对的，是整个中国革命最危险、最复杂的局面之一。 他有理论，也有热情，但有些事情不是年轻、有热情就能处理好的。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，博古在军事决策上过分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。两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很大，红军原来比较熟悉的运动战、游击战，没有得到充分发挥，反而越来越多地陷入阵地战和消耗战。 这就麻烦了。 国民党军队装备好，兵力多，后勤条件也比红军强。人家修堡垒，你也修堡垒；人家跟你拼消耗，你还真跟人家拼消耗。红军拿什么拼？ 广昌失守以后，中央苏区的局面越来越困难。到了1934年，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。 再往后就是湘江战役。 现在很多人看长征，知道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，知道一路上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可真正了解湘江战役的人，往往会发现，长征刚开始那段路，付出的代价就已经大得惊人。 这当然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博古。军事上的失利，有敌我力量对比的问题，也有整个战略部署、指挥体系和当时复杂环境的问题。但博古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，责任是跑不掉的。 可我觉得，博古这个人最值得说的，还不是他犯过什么错误，而是遵义会议以后，他怎么面对这件事。 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，博古不再担任最高领导职务。 换成有些人，可能心里这道坎一辈子都过不去。毕竟从中央主要负责人一下子变成普通的领导成员，心理落差不是一般的大。 但博古接受了组织决定。 后来他继续参加党的工作，承担宣传、理论和其他方面的任务。1943年，他在检讨自己的历史问题时，也承认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责任。 这里有个细节，我觉得很重要。 一个人承认错误，不代表过去犯的错误就不存在了，更不代表那些牺牲可以一笔勾销。但至少说明，他还愿意面对这段历史，也愿意继续留在队伍里做事。 1946年，博古乘坐飞机执行任务，途中发生空难，飞机在山西兴县附近坠毁。他才39岁。 说起来挺可惜的。 他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，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曾经参与的革命事业最终取得胜利。假如没有那场空难，他后面还会有什么经历，谁也说不准。 但至少，遵义会议之后的博古，没有因为失去领导位置就跟组织对着干。这一点，和张国焘的选择有着很大区别。 最后说张国焘。 张国焘这个人，早期革命经历确实很不一般。 他是中共一大代表，党的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，后来在鄂豫皖、川陕根据地工作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，也跟